翟永明：李亚伟刚才说的很有意思，其实我也有这方面的经验。虽然我从小在成都长大，但是（写作的时候）我内心的声音其实还是普通话。我也试过用四川话写作，最后发现根本不行。因为我老家在河南，所以我内心就没有四川话的声音。
李亚伟：关于我的写作，一般我有两次修改：一次是书面修改，这时候就用普通话；还有一次就是在朗诵的时候用声音来修改，这时候我往往咬着舌头，咬不好都得用声音关，就是所谓普通话这一关。
John Murillo：刚才的讨论让我思考地域、方言对一个美国诗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美国，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词语来表达相同的地区。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曾和一些小朋友一起工作。我把他们带到其他街区去（他们居住在另一个街区），一个小朋友就问（他们）还在华盛顿吗？另外一个小朋友就说特区才是他居住的地方，华盛顿是他在电视上看到的地方。这个过程让我开始反思整个历史，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有一半非洲血统，一半莫斯科血统。那就意味着我的祖先有一半是从非洲来到美国的，他们被强迫在美国工作。而另一半则是欧洲人，他们去到莫斯科的西南部，侵占了那里。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化的故事。我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能让我反思混血文化，这样的过程会让我更自信（作为一个美国诗人）。
Nicole Sealey：我是从美属维京群岛过来的，那儿的语言是英语的一个变种。我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如何组织语言，因为我知道我所用的语言是比较随意的，不那么正规。
翟永明：关于这个话题，我想请刘家琨也谈几句。因为他不仅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小说家。他曾经写过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叫《我在西部做建筑》，这跟我们今天谈的话题也很契合。
刘家琨：一个建筑师总是要把作品落到具体的地点去。但是建筑这个事情又是全世界都在干的事情，所以它不可避免的要接触到刚才你们聊的话题。从建筑师的角度来说，他的作品一定要满足当地人民的情感，因为你这个作品很有可能要在那个地方呆一百年，同时也要把它放到世界层面去思考，就像你们不管在哪里出生，用什么样的语言写作，最终还是要跟全世界的诗人进行交流一样。记得上次在白夜，有位加拿大诗人Tim Lilburn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如果没有有深度的地方，国际也是一句空话。”站在我们的角度上说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写诗是不是也一样。不管你在哪里出生，用什么语言写作，第一是胸怀，第二是视野，第三才是技巧。
建筑师刘家琨
李亚伟：刘家琨刚才谈到建筑。我最近这几年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呆得比较多，我有一个朋友叫马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他在海拔1600米的山上隐居。他自己盖房子，而且他想按自己小说里写的那样盖出来。房子盖好后，要封顶，是圆顶，但当地人坚决不给他做圆顶，而且政府也不批准他盖，说是必须做当地傣族的屋顶。最后他只能妥协。但是屋顶的一部分为了采光需要，少了几块砖，横着少一块，竖着少一块，这不就是个十字架吗？当地老百姓就举报他，说他私自盖教堂。最后他的那个空心采光的十字形就塞了一块砖，变成一个丁字形。这其实就是我对刘家琨刚才所讲的内容的补充：梦想里的东西，落到一个具体的地方后就要变成那个地方的一部分，是会被那个地方的文化所改变的。
Elizabeth Jones(美领馆文化领事)：既然谈到建筑，也讲到诗歌，我想问问你们（Nicole和John）是如何开始写一首诗的？
Nicole Sealey：对我来说的话每一首诗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每一个开始也就不一样，结束也不一样。所以很难说我写作有一个什么样的共性。当然最后作者都希望自己的写作是成功的。
John Murillo：我也一样，每一首诗都是一个不同的过程。如果我有一个公式的话，那我可能会写出更多的诗歌，可能也会写出更好的诗歌。之前刘家琨老师提到情怀、视野、技术，这样的说法我比较赞同，这三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每当我开始写一首诗的时候，起初是有一些情绪，接着有一些图像，它们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然后我再运用积累下来的技术去表达这些情感。最后我所呈现出来的文本，目的是想打动读者，而不是让他们去思考写作过程当中的技术。这就和听歌是一样的，你最终应该被歌曲本身所感动，而不是去思考作曲者创作过程。
地域性诗歌翻译的交流意义
翟永明：昨天，在座的三位美国诗人和成都本地的诗人在白夜进行了“一对一”的翻译交流。白夜之前也做过一些和国外诗人的翻译工作坊，比如说跟斯洛文尼亚诗人还有英国诗人等。我觉得翻译工作坊是诗人之间非常深入的一种交流。如果只是一个朗诵会，也许大家可能对他们的诗歌就没有那么的了解，但是如果去深度翻译他的一首诗，去了解他的创作过程和写作背景，这对于诗人来说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交流。因为这样的翻译有时候可能会生发出不同的东西，又或是一些意外。比如说这次徐贞敏要翻译何小竹（成都诗人）的诗，她就根据何小竹的原文写了一首新诗《在成都读何小竹的诗想到李商隐》（英文）。完了之后她再跟何小竹一起翻译，我觉得这就非常有意思，有一种互文的效果。
徐贞敏：我当时不知道要用一首英文诗歌来做这个活动，我准备的是中文的。后来谭静把何小竹的诗歌发给我以后，我看到他的诗歌里提到了李商隐。我读书的时候学过唐诗，其中就有李商隐的。但是有些诗句我忘了，不过脑海里仍然保留了一些意象，再加上我又搜索了一下，然后就即兴地写了一首，也比较实验性，因为加了一些内心的东西进去，也感谢小竹的启发。
吉木狼格：昨天我跟John互相翻译对方的诗。当时帮我做翻译的是一个小伙子和一个美女。小伙子先说John的这首诗的题目翻译成中文是《囚徒的老婆》，紧接着又更正说是《囚犯的妻子》，我一下就对这个很感兴趣了。因为它触及到语言本身。哪一个表达跟他的创作本意更贴切，这就是一个话题，因为毕竟是两种语言。汉语里关于“妻子”有很多种说法，“老婆，堂客、内人”都指的是“妻子”。后来我们商量了一下到底用哪个更好。他同意用“老婆”这个词。但后来我发现，在这首诗中，他以一个很细腻的女性角度去讲述的，而且很动情，他的初衷就是想打动人，我就觉得可能用“妻子”更贴切一点。最后就用的《囚犯的妻子》作为标题。其实原则上我是反对翻译诗歌的，因为它的确不能翻译。你是把一种语言的艺术品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我记得之前有人说：把泰戈尔的诗（原文是孟加拉语）翻译成英文后，那就等于是在看刺绣的背面，这个比喻我觉得很恰当，说得很好。但是要交流，翻译又是必须的，甚至有时候翻译得好还有一定的效果。例如，我之前读过一个美国诗人斯蒂文森的一首诗，名叫《观察乌冬的十三种方式》，我读了之后，仿佛都能看到当时诗人写诗的表情和感受到他的心理活动，这就是翻译的一种能力。但是就诗歌本身来讲，我觉得是没法交流的。比如昨天翻译的那首诗，John说他用了马来西亚的一种传统的诗歌形式，类似于汉语里的某种格律，在语言和发音上有一种重复的节奏。那么你在翻译的时候，不仅要把它的意思表达出来，还要去贴近它的艺术形式。我也试着这样做了，但仍然觉得翻译后的诗歌跟原文是两首不同的诗，只是我在尽量靠近他。
Nicole：我觉得翻译的过程是很有挑战性的，因为在英语里边有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昨天我翻译的那首诗歌是跟时间的冥想有关的。所以我在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时段当中不断切换，这对翻译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很难不把原来的诗进行再创作而翻译出来。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尽量地把诗歌里面的情感翻译出来，虽然比较难，但却也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
何多苓：我是画画的，我觉得图像这个东西从视觉上就可以直接感受到，而图像又是一个全人类都可以共享的东西，这对画家来说是很幸运的。但是我觉得语言文字对诗人来说就是个灾难性的东西。不懂另一国语言的人就没有办法体会另一种文字的妙处和它的乐趣。所以我下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徐贞敏。因为她是在场的可以用两种语言写作的，也能从事翻译工作的人。英语诗人不懂汉语的话可能永远不知道她的诗歌翻译成汉语是什么样子，反之亦然。我觉得徐贞敏肯定知道这一点，所以我想听听她的想法。
艺术家何多苓
徐贞敏：我先说翻译别人的诗，例如翻译翟永明的诗，就比较难，因为要考虑到英文读者的习惯和对语言的感受。有些翻译家会把很多人的诗译成类似的作品，比如把翟永明、李亚伟、吉木狼格的诗译成一种声音，但这样英文读者就没法享受它们各自的独特性。我在翻译翟永明或者吉木狼格的诗歌的时候，会非常细心地去推敲每个词，能不改行数就不改。但我翻译自己的诗歌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比较自由，甚至会把相反的意思译出来，因为我觉得语言之间本身就有一种好玩的关系。在美国我可能想表达这个，在中国就想表达另一个，所以我会故意做一些不一样的实验。
互动交流
听众提问中
Q：Nicole刚才说到一点，就是她没有去过别的国家，可能也会写出和那个国家的文化相关的诗歌。我觉得这是很有难度的。用怎样的方式，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Nicole：我觉得这是想象和实际调查相结合的成果。所以关于尼日利亚文化的那首诗，在写之前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研究当地的文化，当然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我也借鉴了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所以最后出来的结果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另外就是要非常热爱诗歌中的“那个地点”，如果对你写作的内容都不感兴趣的话那出来的效果也就可能不太好。
旁听的外籍友人
Q：我个人比较喜欢李亚伟老师，80年代的时候朦胧诗派的人比较多，在那时候感觉就像是洪水猛兽袭来，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让你（在那时）写出了风格迥异的诗歌？
李亚伟：这个问题必须说到当时的文化背景。朦胧诗的出现主要是源于我们国家曾经一段时间的文化沉默，但其实朦胧诗就是代表了诗歌发展的一个新层面，我把这个层面叫做“后文革”，是对前期文化沉默的拨乱反正。他们那时候的创新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也跟翻译有关系。当时，我们在学校图书馆都已经读到了民国时期翻译的诗，包括艾略特的诗都读到了，阅读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新的想法，这种想法就是要在朦胧诗的基础上再创新。我们当时的想法和实际创作都是基于此。后来我们希望创作能落到技术的层面上去，这个技术的层面在诗歌中就是要从语言上进行创新，我们是很愿意做这个的。
Q：李亚伟老师，刚才你说自己会忍不住用普通话去修改你用方言写的诗，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是只有中国这样，还是（全世界）都这样？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个人的或者地方性的自信心？
李亚伟：这个同学问得非常好，我觉得她非常用心。我已经说了，中国一直有一个传统：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的地域非常辽阔，文化也非常丰富，但最终要去到一个中心，从中心再发散到全国各地。中国文化的发展走的就是这样的路，这是一个特点。美国也是一样的，它看到的是全世界，很多东西要拿到这个层面上去，我觉得道理都差不多。有些写作是为了自己，但是中国的这种文化现象已经形成一种传统了，我在传统里边，还没有走出这个界限。
雕塑家朱成
徐贞敏新诗集《突然起舞》（2016）签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