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一辈艺术家，米开朗琪罗在他的临终遗言中却说出类似这样的悔恨的话：就是这个艺术，使我的生活濒于错误，自此以下的一切都错了……　　艺术，尤其是诗歌，要求人全部知觉的沉浸。这种非常状态化的人生，对人的现实生活能力是一种极大的破坏。年轻的时候，诗歌状态往往还可以和青春状态达到某种统一，而青春期后，诗人面临严峻的挑战，撕扯使生活变得不堪，许多人逐渐淡出，由诗人变为诗人的朋友，以初衷已改，或是温柔平和，或是隐约心痛的心情面对诗歌，而一些人则干脆摇身一变。坚持下来的人，要么需要极强的信念，要么除此之外不会干什么，多半都是后者。　　

    在坚持下来的人之中，有一种现象，其规律有点像两极相通，或是相反相成。最好的作家都有一种平衡，比如艾略特与他的银行小职员身份，比如乔伊斯家中最平庸乏味的装潢，以及董事长斯文森，这种状态，而且似乎恰恰是这种远离艺术的平庸乏味的状态，与大众的想象相去甚远，让人大失所望，却成为上乘艺术的土壤。而二流艺术家的生活和二流的艺术的作品中倒是往往充满了艺术表层的一切情趣、风雅和浪漫。　　诗人翟永明经营酒吧，有些人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却是她生活中一种良好的而重要的平衡。酒吧坐落于成都玉林西路的一个拐角处，面积很小，在城市管理的控制下几乎违章地扩张搭建后，也不过五十来个平方米。这个酒吧的策划服务对象并不针对作为翟永明周边的群体，甚至也不针对似乎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对象--诗歌圈子或画家、文学青年，这里完全没有平常那种以朋友为资源的错误经营意图。这个通体白色，一览无余，明朗纤巧的酒吧，与翟永明的诗歌取向相去甚远。飘逸闪烁的装修材料，悬桂的书架，使这个酒吧介于时装店和书屋之间。其假设的顾客对象其实是白领丽人--流行生活中的时尚风景。阳光、午后，在橱窗般的大玻璃后面一边呷饮、一边翻阅的城市女郎，这才是这个酒吧最理想最贴切的场景。翟永明是以描写女性意识中的"黑夜"而闻名诗坛的，开了一家这个样子而又叫"白夜"的酒吧，倒是一种有趣的对称，也使一些人感到意外。　　

    不管是否要刻意掩盖诗歌人生，是否刻意以远离心爱事物的方式来谋生，并把它当做一种保持心灵完整的策略，人的基本感觉总会在不知不觉间渗漏出来，社会也选取最有特色的点予以认同。与当初那种试图入世从流，"大隐隐于市"的意图相反，因为翟永明提供了一个交朋会友的公共场所，各自为政的艺术家们也就得到一个随意可达并保证总是能见到熟人的去处，而时不时举办的小型展览或签名售书，吸引的也绝不仅仅是同仁圈子。在玉林这个艺术家和单身女郎（这两种人互相吸引）密度较高的居住区，"白夜"酒吧成了一个艺术气息弥漫，艺术人士往来的著名场所，交往的圈子和社会影响比单纯写诗更加扩大了。　　

    但我所说的，对翟永明而言的良好而重要的平衡并不是指这些愉悦，而是恰恰相反。最小的经济活动往往也包含了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工商税务、城管消防、员工管理、清洁卫生、讨价还价、社交应酬、停水断电、劝架报警……作为一个经营者所要承受的忧患，那些失去的乐趣的陡生的烦恼，日日相对的经营风险和生存压力，应有的节俭和必须的慷慨--歌者的闲散而又激越的生存姿态变成琐屑微末的忙碌。日常生活一拥而入，烦扰缠身。有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怎样举获得衣食无忧的保障，并进而得到孤寂而充实的写作心境，成为一种递进的焦急。那些本来已入耳即化的，关于退隐和知足的古老格言重又变得醒目刺耳，意味深长。后悔了。当初何必。欲罢不能。等等等等。（我猜是这样）。　　

     但酒吧开业一年多来，翟永明有了比较深刻的变化。现实感的获得--亦即明白想做的事和不得不做的事之间的区别。学会判别不容置疑，直接就是的价值，体谅忙人生活中不可承受之重和闲人生活中不可承受之轻，抛开以艺术才能论高下的评判标准，以平常心宽容地对待平凡事物，发现凡夫俗子的优点……所有这些，合成一股练达和清醒的气度，开始显现出来，紧张而峥嵘的拳头松开来变成柔和的手，接受更多的东西，也被更多的东西所接受。　　

    我不清楚随着这些变化，诗风是否也相应变化了，如果变了，是不是变得更好些。可以肯定地说，人是变得更好了，人缘也变得更好了，平易宽松了。关注的事多起来，同时也更放得下，为一些无谓小事发火（其实是发自己的火）的现象见不到了。由于加入了经营谋生的行列，累是累些，神情上像是因为获得了一个日常身份而松口气，像是找到了正当职业，在做人的基本立足点，写诗的理由也更加充分，写作的心态也会更加从容。并且，由于不靠写作谋生，艺术也会更加自由。　　

    另外我还有一点不清楚。翟永明开酒吧，自己虽然也喝了不少酒，趁势也还写了不少关于酒的诗，总体而言肯定有助于促进保持清醒健康的生活，但清醒的健康地生活对诗歌而言算不算一种错误？